火炬之光2怎么洗点文章列表:

• 1、暗黑破坏神2极限纯招死灵法师，带你见识真正的骷髅大军
• 2、瞭望 | 河北固安：优化营商环境
• 3、张军文：志愿者，最简单的善良
• 4、鸟巢里有人喊了一声加油，全场看着一个盲人去点燃主火炬
• 5、搂定宝塔山

暗黑破坏神2极限纯招死灵法师，带你见识真正的骷髅大军

死灵法师应该是暗黑破坏神2游戏中较受欢迎的职业之一，尤其最常见的纯召唤玩法，游戏里自己带着一群小弟，让他们在前面顶着怪物攻击，人物只需要远程舒服的放放诅咒和尸爆，在面对大量怪物时也丝毫不虚，这也是能轻松通关地狱的玩法之一。

后期召唤物骷髅战士的生存和输出能力仅依靠角色自身技能提升远远不够，有能力的玩家应该尽可能为它们提供足够多的辅助状态和灵气。例如野蛮人“战斗体制”可提升血量、“大叫”技能提升防御，德鲁伊的“橡木之心”技能也能提高血量。

能提高骷髅攻击力的有德鲁伊的“狼獾之心”，法师的“火焰强化”以及多种可由装备赋予或佣兵提供的圣骑士多种灵气：狂热灵气、专注灵气、力量灵气，以及能降低敌人冰、火、电抗性和防御的“信念灵气”等等。

死灵法师

游戏中通常只需要召唤一定数量的（大概15个左右）骷髅战士足够刷怪，相对血量和输出能力超低的骷髅法师只算是偶尔召唤出来凑队伍数量。毕竟纯招死灵法师的技能点数并不是很充足，“骷髅法师”通常仅作为点出“复生”而投入的过渡技能。那么我们在不考虑最优装备搭配的情况下尝试将“骷髅复生”堆至能达到的最高级，看看能召唤多少个骷髅战士。装备的选择以提高死灵法师所有技能、召唤系所有技能和单体“骷髅复生”技能为主（有兴趣的可以把骷髅法师也算上）。

李奥瑞克王的武器

具体可选装备如下：

武器：暗金“李奥瑞克王的武器”或者属性为 2死灵法师技能 3“骷髅复生” 3“骷髅法师”的黄金品质巫妖法杖（以黄金巫妖法杖为底材 6个完美骷髅，用36级角色洗出来）

头盔：带有 3死灵法师召唤系技能的蓝色头环

衣服：符文之语“白骨”（ 2死灵法师技能）或者“谜团”（ 2所有技能）

项链： 3死灵法师召唤系技能的蓝色项链

盾牌：属性为 2死灵法师技能 3“骷髅复苏” 3“骷髅法师”的黄金品质血王之骨（以黄金血王之骨为底材 6个完美骷髅，用36级角色洗出来）

腰带：暗金“蜘蛛之网”， 1所有技能

戒指：两个暗金“布尔凯索的婚戒”或“乔丹之石”

手套和鞋子都不会含有能提高“骷髅复生”技能等级的属性，可选择暗金“法师之拳”和“骨髓行走”

蓝色头环

背包中带着“地狱火炬”、“毁灭”和9个 1死灵法师召唤系技能的超大型护身符

下面计算一下装备和背包一共可提升“骷髅复生”和“骷髅法师”技能等级=武器5点 头盔3点 衣服2点 项链3点 盾牌5点 腰带1点 戒指2点 背包13点=34点

再算上手动最高可分别投入的20点技能以及野蛮人“战斗指挥”技能加成 1和“技能神殿”加成 2，那么能达到的最高技能等级为57级，可召唤的骷髅战士和骷髅法师数量都是21个。

骷髅复苏

在没有任何辅助加成单单依靠骷髅数量所能提供的总体输出效果并没有多高，而且此时骷髅的生存能力也非常弱。例如没有什么装备基础的纯招死灵法师，带着一群没有什么辅助状态加成的骷髅小队去挑战暗黑破坏神时，boss放一个“火风暴”技能（火焰呼啦圈）就可以使骷髅们团灭。

因此骷髅的使用是在保证单体质量的前提下再提升数量，这种极限堆骷髅数量的玩法并不适合后期刷图，仅供参考娱乐而已。我是暗黑达人，一个热爱暗黑破坏神2的平凡玩家，长期更新有关暗黑2文章，喜欢的可以关注一下谢谢。

瞭望 | 河北固安：优化营商环境

固安县抓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历史机遇，全面带动产业升级和软实力提升，走出了一条城镇化发展的新路

固安十年内新增人口15.7万人，增幅达37.65%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涛 冯维健 赵鸿宇

北京天安门向南50公里，距北京大兴国际机场10公里，到天津新港车程仅1小时，有一座美丽小城——固安。

近年来，从传统农业县到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县市、全国绿色发展百强县市、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县市，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抓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历史机遇，全面带动产业升级和软实力提升，走出了一条城镇化发展的新路。

2020年，固安地区国民生产总值比20年前增长11.9倍，财政收入较20年前增长96.2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当地人口为57.6万人，较“六普”增长15.7万人，增幅达37.65%。

不久前，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指出，支持位于城市群和都市圈范围内的县城融入邻近大城市建设发展，主动承接人口、产业、功能特别是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专业市场、过度集中的公共服务资源疏解转移，强化快速交通连接，发展成为与邻近大城市通勤便捷、功能互补、产业配套的卫星县城。

固安，迎来新的历史机遇……

产城融合 各具特色

可弯曲的柔性屏手环、可供个性化设计的车载尾灯……这些在影视作品中出现的科技应用，在京南·固安高新区的企业生产线上也能见到。

走进位于京南·固安高新区新兴园的翌光科技有限公司，可以看到一片片玻璃基板经过基片清洗、真空蒸镀、封装膜沉积，正被制成各种新型显示产品。

“利用每个小块OLED屏幕单独发光的属性，企业针对不同车企需求改造屏幕，形成了不少新的车载照明‘设计语言’。”该公司政府项目主管高盼说，公司目前是红旗车用尾灯屏体的合作方，200余人的研发生产团队在固安稳定就业，年销售额达1.3亿元。

近年来，固安充分发挥环首都优势，积极争取北京相关产业到此集聚。吸引了京东方、维信诺等电子信息行业的龙头企业，初步形成了集发光材料、柔性屏/折叠屏、显示模组、终端智能于一体的新型显示产业链条，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和专业显示等领域。得益于此，固安获得“国家火炬新型显示特色产业基地”“河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示范基地”等称号。

固安县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副局长徐宏亚称，通过与清华、中科院等“国家队”沟通对接，共建创新联合体，固安县培育或引进新型显示、航空航天等高新技术企业600余家，其中近一半来自北京。

区位优势与交通便利是固安承接北京产业的天然优势，而优质服务更是吸引企业的另一个重要加分项。

京津冀固安国际商贸城，是固安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标志性工程。“商贸城的建设吸引了北京大红门、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4000多家商户入驻。我们针对北京疏解商户推出多种优惠政策，并提供交通保障、拓客引流等服务。”商贸城副总经理王硕称，项目全面建成后，可吸纳近3万人就业，成为集智慧商贸、5G智能物流、时尚文旅、跨境电商等功能于一体的新兴服务业聚集区。

为更好开门迎“客”，固安成立了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对接联络办公室，组建重大项目服务中心。固安县行政审批局副局长赵华说：“我们在北京疏解商户集中入驻前进入企业现场办公，开设12个服务窗口，提供23项行政许可及服务事项，为入驻商户提供一站式服务。”

“玛琳萱”店面管理者张悦表示，自己是大红门市场最后一批疏解商户，来到这里后，前三年免租金，而且物流方便、生活成本降低，经营环境、店铺面积都显著提升。“尽管目前客流量和北京相比还有差距，但政府发放消费券，运营人员经常组织各种拓客引流服务活动，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围绕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固安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对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实施一系列硬招实招，不断推进产城融合、产业升级，在环首都卫星城中形成比较优势，与邻近大中城市的发展差距逐步缩小。

京津冀固安国际商贸城（2022年6月6日摄） 门丛硕摄

花园城市 富有活力

作为环京县城的典型代表，固安不断提升城市承载力，在主动承接外来人口的同时，吸引本地人才回流。十年内新增人口15.7万人，增幅达37.65%，克服大城市虹吸效应，实现人口净流入。

5万余名跨省通勤上班族与从外地来此发展的“新固安人”，共同构成了这个县城的新鲜血液。让他们在这里工作顺心、生活舒心，良好的居住环境、完备的配套服务必不可少。

近年来，固安不断加快城市建设步伐，提高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努力缩小与邻近城市的发展差距。

夏日的清晨，固安大湖公园景观水系内，数千尾金鱼在水生植物间灵动穿梭，几只水鸟在湖面翩翩起舞。“这些年，公园绿地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县城面貌焕然一新。清晨到公园环湖步道健身打卡，成了我们的日常习惯。”固安孔雀湖社区居民马静云说。

驱车行驶在106国道固安段，空气清新，鸟语花香。公路两侧，一片绿意尽收眼底。得益于固安县实施的通道景观工程、河渠绿化工程、城区园林工程，如今，固安县建成区绿化覆盖率39.68%，人均公园面积12.94平方米，道路绿化率达80%，河道绿化普及率达85%。

固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副书记、二级主任科员辛志国说，固安坚持建筑高度、强度、风貌管控，建设“精致城市”，倡导慢生活，打造“诗意慢城”，与北京等大城市错位发展，打造“京南后花园”。

在固安，人们基本可以实现5分钟进社区公园、15分钟进城市公园，30分钟进郊野公园。依托花园城市建设，实现环境共建共享，固安也因此被评为“全国绿色发展百强县市”“国家园林县城”“中国夏季休闲百佳县市”。

近年来，固安不断牵手首都优质资源，让落户企业员工和当地群众共享优质服务。

固安大湖公园南侧，一座60万平方米的开放式街区与城市公园隔街对望，商业街规划多种业态，涵盖办公、餐饮、休闲娱乐、社区服务等多种类型。周边14个住宅小区里2万多名住户，近八成是北京人。

“县城里崛起都市综合区，满足了当下年轻人的生活所需，体现了环京县城的独特之处，为居民生活增添了便利。”“95后”居民李诗尧告诉记者，密室逃脱、剧本杀、电竞体验馆、主题影咖……这些大都市常见的新型社交场所，在固安都能见到。

现代化人居环境和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改变了固安的老旧面貌，有效吸引了高层次人才到固安落户创业。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范围内有7个超大城市、14个特大城市，这21个城市中流动人口规模大概1亿人。受访人士表示，对以固安为代表的大城市周边县城来说，变虹吸效应为大城市驱动效应，将区位优势发展为区域竞争优势，提升县城承载力和人才竞争力，县城就能有更好未来。

城乡统筹 宜居宜业

欧式风格的联排别墅、江南风韵的回迁住宅、宽阔笔直的农村公路……走进固安县林城村，村内民居错落有致，村庄周围树木成行。高标准的小学、卫生院、文化广场、便民服务中心就建在群众最方便的地方，产业园区、花卉种植基地、旅游度假区环绕着村庄。

林城村紧邻106国道和大广高速温泉园出入口，村庄由林一、林二、林三和郭村邻村联建而成，有居民1100多户、4500余人。依托丰富的温泉资源和优越的交通优势，近年来，林城村按照“企业园区化、农业公司化、居住城市化、环境生态化”的思路以及“集体开发、村民入股”的模式，高标准建设美丽乡村。

“林城产业园区现有中小型企业470家，村内企业可提供工作岗位近4600个。全村50岁以下居民中，没有一个失业人员。”林城村党总支副书记张树良说，如今，林城村成为设施齐全、功能完备、环境优美的“万人温泉小镇”，很多周边村民都来这里上班，外来人口数量超过了本村户籍人口。

乡村振兴是推动县城发展的重要基础。对大城市周边县城来说，创造就业机会，为乡村发展留住人才，才能实现良性循环。

在位于固安县门铁营村的盛世农合果蔬专业合作社，工人们将整筐的土豆、胡萝卜搬上流水线，经过洗涤、沥水、去皮、切削，蔬菜被加工成细丝或薄片。按照订单要求称重、包装后，当天运往北京，走向首都市民餐桌。

“从‘车间’到‘舌尖’，净菜入京的生产模式，一方面帮助农民拓展销售渠道、带动农民增收；另一方面，能有效减少北京的城市厨余垃圾，让消费者节省时间，适应大城市快节奏的生活。”该合作社负责人郑立国说，目前，合作社的产品直供西贝莜面村、云海肴等餐饮企业以及多家院校食堂，生产线直接创造就业岗位1000余个，辐射带动5000余人增收致富。

为满足群众看病需求，固安整合县域内公共医疗资源，组建县、乡、村“三位一体、协调联动”的县域医疗集团，成立固安县总医院，迁址扩建固安县人民医院，在床位设置、医护配比、诊疗设备等方面对标三甲、增配升级，让患者享受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我们与9所北京三级医院签订合作协议，启动实施了医疗服务合作项目，邀请北京专家来固安出诊。”固安县总医院副院长杨健说，目前固安还落实了京津医院异地就医与本县报销待遇一致的惠民政策，固安参保人员在京津指定医院就医，执行参保地同级同类定点医疗机构待遇标准。

如今，北京八中固安分校投入使用，河北学子共享北京优质教育资源；万达影城、北京京客隆等正式入驻，生活接近“京固同城”；依托城乡环卫一体化管理，城市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超过95%。

随着京津冀交通一体化飞速发展，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固安城市航站楼正式启用，京雄城际铁路固安东站通车运营，北京与固安两地省际公交线路增至7条、运营车辆达166部。京南交通网络越织越密，对接北京、通达城乡、覆盖农村、接驳场站的公共交通体系在固安初具规模。

高楼崛起、经济腾飞、交通网络四通八达，从昔日的传统农业县到“京南明珠”。固安，在服务京津的同时发展自己，正在新机遇中积极谋求新发展。■

张军文：志愿者，最简单的善良

之前有很多人问过我，“怎样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志愿者?”我就回答了两个字：“善良。”在今天的社会，金钱的诱惑冲击着我们的传统理念，中华文化中的“与人为善、以善为美”，渐渐被解读成了“人善被人欺”……其实，任何时候多一些善良就会多一些光明，多一些温暖就会少一些冷漠。让善意常驻心间，存善念、积善行，保持最简单、最纯真的心，就是我们在志愿服务生涯中交出的最优异的答卷!

▋寻门而入，志愿服务不是一场真人秀

当我和身边的朋友聊起志愿服务这个话题时，有很多人调侃说，志愿服务无非就是打着旗帜，穿着红马甲在街上发发传单、捡捡垃圾、擦擦公共设施……的确，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志愿活动，造声势、图虚名，更有甚者摄像师比志愿者还多，实在扎眼。真正的志愿服务不是只建个组织，更不是开个会议，也不是打着旗帜上街造造声势……宣传自然要搞，可是志愿服务的本质也不能丢。志愿服务的生命力在于善意，所有以达到自己某种目的、赚足眼球的志愿活动，到头来只会冷淡了人心。我常常跟想要做志愿服务的朋友们说，志愿者不是一场真人秀，而是急人所急，想人所想的“寻门而入”，找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用他们喜欢的方式去帮助他们，而非本末倒置的使自己成了志愿服务的主角。

前几年，我有幸认识了一位社区服务的麦大姐，她开了一家很有意思的公益诊所，叫做“道德门诊”。“道德门诊”不看病，却可以医心。在社区里，家长里短的生活琐事，都是麦大姐的服务对象。有一次，小区6幢生活节俭的李大妈在自家楼道口腌制了一缸咸菜，这本来不算是什么大事，可是邻居小王却犯难了。咸菜的味道实在太大，一开门小王家里全是咸菜的臭味，自己的家人和小孩生活都受到了影响。于是，小王在和李大妈协商咸菜缸的去留，这时一来二去发生了矛盾。李大妈是独居老人，生活上面本就需要帮扶，麦大姐也一直都关注着她的动态。事情一发生，麦大姐第一时间就马不停蹄的“寻门而去”。经过麦大姐耐心的调和和说服，李大妈撤了咸菜缸，小王也意识到自己说话时性子太急，跟大妈连声道歉。此后，麦大姐总是想着李大妈一个人的吃饭问题，做了好吃的就会给她送去，还经常邀请她参加社区的老年舞蹈队活动，让李大妈的独居生活不再孤独。后来，李大妈更亲切的称麦大姐为女儿。

麦大姐就是这样一个“和事佬”，牵挂这社区中鸡毛蒜皮的各种小食。从帮助一个人，到感动一个小区，如今麦大姐的“道德门诊”带动了很多的爱心人士参与志愿服务，产生了强大的社会效应，电视台也对她的事迹进行了报道。寻门而入就是跟麦大姐一样真正的了解服务对象需求，将志愿服务“点对点”、“一对一”地开展起来。

▋倚门而歌，志愿服务不是一次心血来潮

现在的志愿服务种类琳琅满目，可是应有尽有的选择多了，用心的关爱和持之以恒缺少了。我们在开展一次看望空巢老人的志愿服务项目时，去的第一天，老人就深情的拉着我们的手说，“以后一定要常来玩啊!一定要常来啊!”。她眼神渴望，却透着不安，她小心翼翼的说，“一年前，也有志愿者来看过我，他们每月来两次，我见到他们就和见到自己的孙子、孙女一样，别提多开心了。他们来了，这个家就有人气了，处处都是他们欢乐的样子。可是，慢慢的他们来的次数越来越少，最后就突然不来了。我想他们了。可是所有联系方法都联系不到他们了。”老人的目光透着想念，又喃喃自语道，“都怪我，一定是我唠叨惹他们烦了，他们就不来看我了。我这个老太婆也没什么能让他们开心的，我也不知道我还能等他们多久!”说着说着老人的眼角湿润了。虽然，我不知道之前的志愿者为什么突然终止了探望，也许他们也有着不得已的苦衷。可是，在你无法坚持的时候，你至少可以说句再见再离开，志愿服务不是游戏，想退出就可以强制关机。

现下，针对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的志愿服务很多，老年人和留守儿童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脆弱、敏感、多疑。他们在渴望关怀的同时，往往伴有性格孤僻、或者言语不清，甚至身体有异味等其他问题。对于很多人来说，也许一次两次的志愿服务还能坚持，可是长期以往很多人就容易心生嫌弃，持之以恒便成了嗤之以鼻。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的情感本来就是断片的、缺失的，你的到来可能曾经让他们兴高采烈，温暖备至，而你的不辞而别也同样会对他们造成新的情感伤害，甚至让他们对生活失去信心，盲目的消极。

因此，我常常告诉自己的学生，真正的志愿服务不是一次的心血来潮，也不需要三分钟热度，更不是流于表面的形式。如果你只是图个新鲜，或者本就是冲着综合测评之类的私人利益才参加的，我劝你还是及早放弃这些互相伤害。

要想将自己的善意和温暖确实的送到服务对象的心坎上，志愿者们就必须倚门而歌，快乐的享受志愿服务过程，积极的克服志愿服务中的各种困难，与服务对象建立起坚实的情感壁垒，既能在活动中无私的奉献，友爱中帮助他人，又可以在互助中发现了新的自己。

▋破门而出，志愿服务不是一成不变的循规蹈矩

我喜欢把“志愿服务”比作一颗嫩芽，它的茁壮成长必须依靠阳光、水分、空气和各种各样的养分。因此，我一直认为志愿服务的概念不应该被禁锢，它需要多维度多方向的辐射和发散。在开展志愿服务的过程中不断的推陈出新，锐意创新、打破常规，破门而出，才是使志愿服务充盈、富有活力的关键所在。

我们的志愿服务并不是只局限于帮扶助困、守望相助或者风雨同舟。比如在2010年11月12日在中国广州举行第16届亚运会的时候，到处都有我们志愿者服务的身影，展馆内外汗流浃背的我们虽然辛苦，但却自得其乐。这是一种超越国界、种族、肤色、阶级和年龄的公益服务行动，这是代表我国综合国力的形象展示，一种积极向上奋进向前的精神力量。我们用自己周到的服务、和善的目光、从容的仪态，给全世界留下美好的中国印象，这就是打破常规的志愿服务之一。

另外，我们还开启了志愿“从小做起”的新尝试，我们选择和小学联合，开展“小手牵大手”公益服务系列活动。通过螺旋式上升的活动，孩子在父母的手中接过爱的火炬，一起点亮他们人生启航的灯塔，让爱的种子绵延不息。在小学一二年级我们开展的是“感恩和敬老”活动，每个参加的孩子都是家庭中的志愿者，可以选择为爸爸妈妈做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帮妈妈打扫卫生、每周看望爷爷奶奶至少一次……到了三四年级，我们倡导“文明和宽容”，每个参加的孩子可以帮自己的社区纠正一次陋习、可以劝阻社区中不文明的生活习惯、学会宽容别人……到了五六年级，我们倡导“梦想和大气”，和父母一起发现生活中值得自己学习的榜样，寻访他们的相关事迹，并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拥有自己的梦想，在这个阶段参与的孩子还可以和我们团队一起参加我们的一些简单的志愿服务，让他们从小学会坚持和大气……从小对孩子实施公民的道德教育、志愿服务素养的养成教育，站在孩子未来发展的角度上看是不可或缺的。这是志愿活动的传承创新，也是我一直认为最值得做的一件事和最值得坚持的一件事。

“人之初，性本善”，善良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性，正是因为我们的生命中最简单的善良，才有了坚持志愿服务中韧性的坚强、包容的勇敢、灵活的耿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善，要从一点一滴做起，积少成多，小善就变成了大善。遍地皆善，则会化作滋润的土壤助长我们的志愿之花。干净的心灵是一切美好的源头，志愿服务会一次次的洗礼我们的灵魂，传承最美的品德，照亮更多人的人生……

【作者简介】张军文(知名公益达人“志愿哥”)：为中国志愿服务培训师，广州资深志愿者领袖，现任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公共资源部部长，平安广州志愿服务总队副总队长，志愿服务时长达5000余小时，从事公益事业长达10多年;公开发表公益文章100多篇，主要代表作品有《“志愿哥”谈志愿者工作系列》、《被忽略的平凡和伟大》、《志愿者，不以爱的名义》、《做一个兼职公益人是一种怎样的体验》、《谢谢，你不再是一名志愿者》等等，多篇被人民网、新华网、中国青年志愿者网、公益中国等门户网站刊发转载。

鸟巢里有人喊了一声加油，全场看着一个盲人去点燃主火炬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开幕式中国队入场。李隽辉/摄

3月4日，按中国民间传统是“龙抬头”的日子。沿着北京中轴线往上看，罕见的紫色烟花从国家体育场腾空而上。象征包容性的紫色是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去年新发布的标识颜色，代表占全球人口15%的残疾群体不再被边缘化。仪式开始前，鸟巢布满紫色灯光，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安德鲁·帕森斯戴紫色领带，就连发给观众的物资包，也是紫色的。

在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的开幕式上，“15%”是绝对的主角。会徽展示、会歌演奏、点燃主火炬，历来的重点环节都由残障人士完成，就连引导员胸前毛线编织的雪容融，都是残疾人一针一线缝制。

“残疾人自己演自己的故事。”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开闭幕式导演沈晨说，这是贯彻始终的创意。

依旧是“鸟巢”，依旧是那块超大的地屏，包括紫色在内的所有颜色融化了坚冰，“我们想表达的是每一个残疾人内心最精彩、最绚烂的绽放的瞬间。”沈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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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盯着冰壶，屏息凝神。上一秒，两位运动员坐在轮椅上推出发光的冰壶，当它最终进入营垒的一刻，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开幕式正式开始。

“倒计时精心策划了很长时间。”沈晨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它是冬奥会开闭幕式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所有环节中，“唯一一个用体育来展现体育精神的”。

整个倒计时表演约4分钟，分为3部分。首先回顾冬残奥会的历史。之后，观众看见鸟巢一个带有障碍的雪道上突然出现了运动员，先是健全人，带出冬残奥会的6大项比赛。最后残疾人从斜坡上滑下。

轮椅冰壶上的倒计时。李隽辉/摄

“第一次看，所有人都觉得很震撼。”沈晨说。而他直到正式演出的最后一晚，都在提心吊胆。冰壶并非是真的比赛用壶，它是一个特制的机器人，要和运动员的动作完全咬合在一起，不能有偏差，最终得进入营垒。

以往的倒计时，往往越到最后节奏越快，这一次相反，最后几秒钟，大家都等着冰壶安静地进入营垒。残疾人在44米的空间里完成了冰壶的投掷，等待的那段时间，是他们打破隔阂、穿越阻碍、最终达到顶端的过程，这是导演希望传递出的体育精神。

轮椅冰壶是平昌冬残奥会上中国夺冠的项目，“我也希望利用倒计时，激励中国运动员在本届冬残奥会上获得更多荣誉。”沈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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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岁的夏伯渝在会徽展示环节亮相。站在“鸟巢”中央时，他的双腿义肢细细地支撑在地面，显得不那么协调。

他是中国无腿登顶珠峰的第一人。这次在开幕式上，他带着一个双上臂残缺的孩子。孩子想飞却飞不起，夏伯渝鼓励他，用登山杖当翅膀，带着他飞。这对“爷孙”以这样的方式，完成了他们的表演。

倒数第二次彩排时，夏伯渝的义肢还藏在裤子里。彩排结束，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给沈晨打了个电话，“沈导，你一定要把它（义肢）展示出来。”

从一个艺术工作者的角度，不希望暴露残缺，“会不会觉得我们在讨观众眼泪？或是卖惨？”沈晨疑虑，但张海迪最终说服了他。

如果掩盖起来，夏伯渝看上去跟健全人并无不同，观众谁能理解他的坚毅，联想到他背后的故事？

夏伯渝1975年第一次登珠峰，在海拔7600米处把睡袋让给队友，结果自己冻伤双腿，不得不截肢。2014年，他再次尝试登珠峰，但因为一场造成16人遇难的雪崩，攀登活动被取消。2015年，他到达珠峰大本营后，遭遇尼泊尔8.1级大地震，攀登计划又一次搁浅。2016年，夏伯渝再次出发，但在海拔8750米遇到强烈暴风雪，只能下撤。

2018年，69岁的夏伯渝终于登顶珠峰，人们说他征服了珠峰，他纠正，“是珠峰接纳了我”。

曾有媒体问他，会不会后悔当初把睡袋给了队友，他回答：“当时如果知道结果是截肢，我会犹豫。但现在看，我还会给他，因为我没脚也可以。”

3月4日，夏伯渝穿着自己的衣服，露出国产的义肢，坚定地走在“鸟巢”中央。

“残缺之美可能比真正的圆满更美。”导演沈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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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奥会的会徽展示相当于奥运会的五环展示，是万众期待的必要环节。残奥会会徽由红、蓝、绿三个弧形团案组成，代表人类最重要的三个组成要素：心智、身体和精神，弧形图案源自拉丁语Agitos，意为“我前进”。

王琦手中的会徽。李隽辉/摄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萨克斯手王琦是通过自己的手，第一次知道了会徽的形状，“像汉字的‘心’”。他戴一副标志性的墨镜，头发微卷，喜欢喜欢美国流行乐组合卡朋特乐队和中国台湾歌手蔡琴。13岁时，鞭炮炸伤了他的双眼，“我小时候眼睛特别大，后来变成两道蜈蚣一样的疤痕。”

开幕式当晚，一对5岁的双胞胎兄弟来到王琦面前，他们一个是残疾人，一个是健全人。双胞胎打开王琦的手掌，在上面画出会徽，最后王琦慢慢蹲下，手碰屏幕的瞬间，巨型的会徽亮相。

一个盲人站在空旷的“鸟巢”中央，多少是种挑战。平时聊天他能听音辨向，但“鸟巢”里，声音从四面八方而来，王琦不能判断自己面朝何方。幕后团队想了很多办法，最后王琦形成了一套肌肉记忆：把左脚脚尖放到右脚脚跟，以脚为圆心转身，他找到了正确的角度。

王琦要让自己的身体适应场地并达到完美的舞台效果。当他把会徽举起后，又蹲下时，他的脚先往后撤，手盖在地上不能太靠后，不然会有一种要摔倒的感觉。

“其他地方的会徽是物理空间的展示，用庞大的装置把它弄出来，我们这次是情感塑造，盲人看不见会徽，但会徽在他心中。”沈晨说。

化妆老师说王琦有个“好”手，掌纹浅、汗少，不会影响会徽的效果。彩排完，他洗了5次还没能把图案洗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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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升会旗，奏会歌。

来自重庆的扬帆盲童管乐团手拉手上台。吴浩屿是大鼓手，在47人中最小。来北京之前，他不知道鸟巢是国家体育场，以为里面有各种鸟，还有鸟蛋。这是他第一次长时间离家，出发前才突击学会自己洗衣服。来北京后，他有机会和张海迪阿姨拥抱，这是最让他高兴的事。

重庆的扬帆盲童管乐团演奏会歌。李隽辉/摄

团员蔡晓雪今年17岁，单簧管乐手，戴着墨镜，说话时总是习惯微微抬头。因为不能模仿，盲人常常没有表情，她通过衔筷子体会微笑的角度。

她的难题在于吹出去的声音在“鸟巢”反弹不回来，她听不到自己和同伴的声音。为此，他们干脆到室外排练，以适应环境。

往常，他们排练场所在学校的音乐厅。这支管乐团诞生于2011年，以重庆特殊教育中心的视障孩子为主要成员。最初的34名教师中，有教体育的，也有教按摩的，还有保卫科的，只有两名音乐老师，大多数人没摸过乐器。

成立10年后，他们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豪华”音乐厅，有可伸缩的LED幕墙，音响跟重庆大剧院一样。即使是在无电状态，声音也能最完美地呈现出来。音乐厅有533个座位，座号上印有盲文。

沈晨第一次站在3米外听到这支乐团的演奏时，流泪了。他知道，健全人可以通过乐谱熟悉乐器，而盲童只能通过触摸来感知乐器，再把音乐背下来，才能演奏。

47个人合在一起，没有指挥，靠的是心里的节奏。“这背后的故事恐怕比我们了解的和台前展示的多得多。”沈晨说。

随着与残疾人接触越来越多，沈晨发现，他们的能量绝不亚于健全人，虽然某些部位残缺，但其他功能强大。

他用一个例子来证明：里约2016年夏残奥会上，男子1500米T13级别的比赛中，1至4名都超过了当年奥运会同项目的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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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冬残奥会开幕式上唯一一个正式的文艺表演环节是《冬残奥圆舞曲》，这首歌在一年多前就确定下来，是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中，最早确定且一直未变的歌曲。

2020年年末，张海迪建议为冬残奥会打造一首曲目，两个星期内作曲家就完成了作品。

演绎时刻，视频中几个盲童拿着画笔挥洒着人们能想到的所有色彩。在现场，90名舞者通过表演，把颜色在天地间展开。

场地周围有13朵“雪花”，是手语指挥。如果没有解说，没人知道场上有一半听障人士。

魏菁阳是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独舞、领舞演员，2008年参加北京残奥会开幕式《永不停跳的舞步》演出，2018年参加平昌冬残奥会北京8分钟表演，这次又站在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的舞台上。

排练的第二个星期，沈晨走进排练厅，拿话筒叫大家集合，没人理他。等到手语老师做动作，大家才纷纷上前。

一半的健全人是北京体育大学的舞蹈学生，他们怎么也听不到？后来沈晨才知道，除了放给导演听的音乐外，排练厅平时是没有声音的，北体大的学生特别享受这份宁静和投入，他们还学会了简单的手语。

在这个表演中，健全人和残疾人形成了一种默契。演出中有低头的动作，健全人会用呼吸或是神态提醒听障人士。看到喘息的动作，残疾人就知道下一个动作该起了。

演出经验丰富的魏菁阳最深刻的感受是，以往，她的同伴都是残疾人，这一次，是真正残健融合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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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进入最终的环节，点燃主火炬。

还是那片雪花，还是那团微火。火炬传递到最后一棒，退役盲人运动员李端拿起了主火炬。盲人点火，这是往届残奥会上从没有过的大胆尝试。

通过触摸，李端将火炬缓缓对进孔眼。“大家知道雪花台由参赛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组成，他触摸的过程，就是在认知和了解，最终完成点燃的壮举。虽然火焰小，但它照亮了所有人。”沈晨说。

它首先照亮的是李端的脸，火在李端脸的右上方，导演说，别烤着脸。他偏了偏头，感受到火焰的热度。他想起在家时总让家人拉开窗帘，家里头说开窗帘干啥又看不着。他答“虽然我看不见光，但我能感受到温度。”

1.92米的李端是篮球运动员，17岁是中国篮球CBA联赛沈阳部队队的主力后卫。18岁，打扫卫生时一个过期灭火器爆炸，导致他双目失明，右手食指第一节缺失。

后来，中国残联找残疾运动员时发现了他。他20岁开始练残疾人体育，参加了2000年、2004年、2008年和2012年4届残奥会，取得4块金牌。在2008年的鸟巢，他获得了男子三级跳远F11级的冠军，顺便打破了西班牙运动员保持10年的世界纪录。

李端点燃主火炬。李隽辉/摄

李端两周前才得到通知，准备参加冬残奥会开幕式。他并不知道自己是火炬手，前几次彩排大家都演练完了，他也没什么任务。几天后，凌晨两三点，等到所有的演员退场、场地里没有观众了，他才开始练习最后一棒的交接和点燃主火炬。

首先要保证安全，导演最初想到用声音提高盲人的方向感和准确性，正式开幕一周前才取消了号手，因为发现根本没有必要。正是微火装置，让李端在相对小的空间里操作比较容易，促成了盲人点火的成功。

但这并非一路顺利。当他第一天触摸主火炬台、触摸插孔的时候，“我也是用心去体会了一下火炬的插口”，李端说。他摸索的过程就像练习跳远一样，需要跑得直、布点准，步子大了，踩过起跳区犯规，步子小了，跳不进沙坑。

他感觉主火炬比别的火炬沉，有十来斤，“我看不见火炬，但是我要把最后一棒火炬插好、点燃，让更多的人看见我们，看见我们残疾人自强不息，努力向上的这种精神。”李端说。当最终对准的刹那，他听到了放礼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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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晨参与过2008年北京夏奥会开幕式，在2020年大年初三，接到执导冬残奥会开闭幕式的任务。他特意去了一趟北京西单的盲人餐厅，那里漆黑一片，有盲人引导员、智力残疾的服务员和损容的厨师。沈晨当了5个小时“盲人”，出来后，设计了一个将近20分钟的文艺演出故事。

这个演出非常催泪，得到了张艺谋和张海迪的认可。但它需要庞大的制作，本着简约的原则，节目最终被放弃。节目中有一幕，老奶奶趴在冰面上听着第3代孩子出生，得名“生命的绽放”。节目没了，留下了名字，并成为整场开幕式的主题。

“没有再去比拼装置，而是讲人的温暖。”沈晨说。

刚刚接到任务时，沈晨的心气很高，想着再创造一个和2008年一样无与伦比的夜晚，但随着工作的推进，他逐渐改了想法，“08年我们是打开了一扇窗，向世界展示5000年辉煌灿烂的文明。这句话不需要再向世界说了，大家已经了解中国，也了解我们文艺创作者精彩的创意空间。今天，用当代视角来描绘残奥会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更倾向于残疾人本体、残疾人的内心世界？”

刚和残疾人打交道时，他心里也有疑虑，哪些话能说，哪些是敏感问题。后来他发现，我们是“15”，“15”也是我们，越正常、越平和地对待“15%”，越有益。

火炬手李端跟志愿者打交道时有一个新奇的感受，他们不会主动过来帮忙，而是在残障人士提出需求时，才热心上前。“他相信你有能力干什么，让你做力所能及的事，在理解残疾人上是一个提升。”

“没必要去催人泪下，毕竟是个欢乐的赛事。让人们感觉到残疾人和我们一样，就够了。”沈晨说。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搂定宝塔山

【中国故事】

作者：肖云儒（文化学者、西安交通大学特聘教授）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贺敬之

30年前，1991年秋冬之交，为给6集电视文化片《长青的五月》撰写解说词，我和摄制组在北京、上海、杭州、广州、西安采访了50多位当时还健在的延安时期老文艺家和他们的家人。其中有30多位参加了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当场听过毛泽东在座谈会上的讲话。围绕延安文艺运动，我们因人而异提了数以百计的问题，了解方方面面的情况。而给每一位被访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则是共同的：

“当年，您是怎样去的延安？”

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资料图片

七八十年前的中国大地，侵略者在撒播炸弹，独裁者在作务贫困，老百姓在浇灌血泪。然而这片苦难的土地收获的却是觉醒，却是奋起，却是对光明执着的义无反顾的向往，和切实的献身纾难的追求。

1935年金秋，工农红军的镰刀斧头旗帜由南而北在中国的腹地画出一个力的弧度，最后插在了延河岸边的宝塔山上，无数渴望光明的心便朝着那个聚光点飞去。几年中，三四万名青年，包括上千名文艺青年，如浪如潮涌进了陕北如旋如律的峰峦沟壑。蹬皮鞋的、着布履的、穿军靴的、系草履的脚，年轻的脚，在苍凉萧索的黄土地上踏下富有弹性的印痕，扬起像安塞腰鼓队那样的烟尘。这足迹从多难的祖国四面八方向延安宝塔聚集，六七年后，又从延安宝塔向解放了的中国四面八方辐射。

这七八年，何其短暂的历史瞬间。古老的中华民族获得了一个崭新的国家，一代青年获得了崭新的自我。

“延安，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中国革命的京城，它是流通鲜红的血液到千百条革命道路的心脏。”“哪一颗火热的心不向往延安呢？水流万里归大海，延安广阔深邃的山谷容纳着汹涌奔流的人的江河。‘到延安去’是一种豪迈的行动，‘作为延安人’是一种很大的光荣。革命者到了延安就到了家。那是多么欢乐的家啊。”这是老延安、散文家吴伯箫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从笔底淌出的心曲。早年写过《夜歌》《画梦录》的诗人何其芳，也许说得更为简洁：“在青年们的嘴里，耳里，想象里，回忆里，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洪亮动人的音调。”

可惜我们在这里只能介绍他们很少的几位，只能描绘他们最初的几步。

李伯钊比红军长征还多走一年

病倒后医生开的药方是“稀饭两碗”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的那天，79年前的5月23日，阳光西斜时分，摄影师吴印咸在会议室外的场子上，按下一架老式照相机的快门，给所有与会者留下一个历史性的定格，一个永远鲜活着的回忆。这就是那张毛泽东与座谈会全体与会者的合影。如烟的岁月已经给这张照片染上了黄土的颜色。照片上的人也大多重归土地。但照片上，被一种新鲜的思想所活跃、所启动的青春面容，依然一个个清晰可辨。

1939年，冼星海指挥鲁艺音乐系学员排练《黄河大合唱》。资料图片

坐在毛泽东、朱德左边的女战士叫李伯钊，这位后来成为著名戏剧家和戏剧教育家的女性，1936年底随会师后的二、四方面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是最早来到这块土地上的部队文艺家之一。

通向延安的路，李伯钊一步一步走了整整两年，用脚板丈量了半个中国的3万里河山。她比主力红军多走了一年，多走了五六千里。

1926年，14岁的李伯钊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由家乡四川来到上海搞工人运动。被捕、入狱、入党，随后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第2期394号学员。和张闻天、王稼祥、邓小平、王明、蒋经国这些先后同学相比，她是活泼天真的小妹妹，因此有一个亲昵的俄文名字：戈丽。在克里姆林宫的墙下，她与杨尚昆相爱、结合。人生的清晨很是瑰丽。

一年学成回国，来到江西苏区，参与组建了红军第一批文艺团体，创作了红军第一批戏剧和舞蹈作品，被《红色中华报》誉为“苏维埃文化与工农大众艺术的开端”。李伯钊既创作又演出，和危拱之、刘月华一道，被称为苏区三大“赤色明星”。各地、各部队邀请他们的信函电报多得难以安排，以致不得不登报“告饶”，请求各地不要再函电频频，“以免干扰工作”和“浪费油电”。

长征路上，李伯钊除了承担上级分配的各种工作，一直以宣传队员的身份活跃在万水千山。组建宣传队，创作、演出节目，穿梭往来于各部队。和陆定一合作的《红军两大主力会合歌》和《打骑兵舞》《红军舞》广泛流传，成为反映革命历史的重要艺术资料，新中国成立后改编进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不久，她和朱德一道被张国焘裹挟，离开了主力红军，离开了丈夫，再度南下川康，重又跋涉于草地的沼泽之中。几次陷入泥淖难于拔身，虽被战友从死神手里拉出来，却眼看着许多同志没顶于草墩子下面的烂泥汤中。李伯钊坚信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反对分裂主义，被张国焘当作中央红军的奸细，开除党籍。在监督审查的恶劣境遇中，仍然积极参与红军宣传工作，组建了四方面军剧社。直到二方面军任弼时、贺龙将她解救出来，又组建起二百多人的文艺训练班，并且带着他们三过草地，胜利到达陕北。

李伯钊与丈夫杨尚昆。资料图片

过度的疲劳和饥饿使她倒下了。著名的红军大夫傅连暲在诊断后给她开的药方旷古罕有，竟是“稀饭二碗”。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指出，这样坚强的女性是可以惊倒世界的。而我们可以说，李伯钊用信念和意志，创造了世界文艺史上的奇迹。

党中央在保安为二、四方面军的胜利归来召开欢迎晚会。主持者周恩来握着她的手说，“你吃苦了，受委屈了，不过终于胜利归来了”。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紧紧揣着手里的红军帽。羊群从坡上漫下来，从身边暖暖走过去。

晚会上，林伯渠演唱了湖南民歌，徐特立用法语唱《马赛曲》，张闻天唱英文歌，叶剑英也来了段粤曲，以表示对二、四方面军的慰问。作为答谢，胜利归来的任弼时高唱了一首俄罗斯的《霹雳拍》，朱德反穿羊皮大衣跳起了藏族的《雅西亚》舞。当大家为朱老总的精彩表演鼓掌时，老总从幕后拉出了李伯钊，说：“她才是我的师傅呀！”

于是全场的热点转到李伯钊身上。她表演一个又一个红军的、苏军的、藏族的、苗族的舞蹈，倾吐回到党中央身边的欢乐。

四个人用三国文字悄悄唱起《国际歌》

丁玲每次都将暗夜的毒矢反弹回去

几乎在这同时，丁玲也来到陕北。不过她走的完全是另外一条路。她是从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南京、上海，一路搏杀着冲出来的。

毛泽东和鲁迅，现代中国的两位伟大人物，在1930年代中期分别为丁玲写过两首诗词，记录了这位女性命运的转折。

1931年，丁玲面临着人生的重大考验。丈夫胡也频等六位革命作家在上海龙华被反动当局枪杀。妻子的回答是：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两年后，丁玲遭到敌人的秘密绑架，出狱后，人生的路又该怎么走？丁玲的回答是：找党，千方百计去陕北找党。暗夜每进逼一次，她便朝光明迈进一步。敌人射过来的枪弹，每次都被她反弹回去。

听听这位对黑暗有痛切感受的女作家对友人的倾诉吧：“你没有体会到我独自一人在一群刽子手、白脸狐的魔窟里，在黑暗中一分钟、一秒钟、一点一滴地忍受着熬煎？”“我一定要找到党。如果找不到党，无法向人民表明心意。”

丁玲被绑架后，曾误传被害，整个进步社会的愤怒被点燃了。鲁迅极其悲愤地写下《悼丁君》一诗：“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这何止是悼念一条生命？那心灵中的深广忧愤，不啻给死寂的社会奏响了一首哀乐。

伊文思赠送给延安电影工作者的“埃姆”35MM摄影机。资料图片

1936年9月，党中央同意丁玲去陕北。宋庆龄先生送来350元表示祝愿。到达西安后，组织上曾征询她能不能去法国，运用自己的国际影响，为党工作一段时间，她谢绝了。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丁玲写道，“法国、巴黎、马赛曲、铁塔、博物馆……这不都是十几年前我曾经向往过的吗？可是这时我只有一个心愿，我要到我最亲的人那里去，我要投入到母亲的怀抱”。

她住在西安一位德国牙科医师家中，等候组织的决定。据丁玲的丈夫陈明向我们介绍，有天，美国进步女记者史沫特莱领着刚从陕北归来的斯诺来看望她。大家热切地听着斯诺讲述和毛泽东、朱德的会见，讲述那块宝塔红星照耀下的国土。四个人关上房门，用中、英、德三国文字轻轻地唱起了《国际歌》，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去陕北的路上，在洛川停了一天，要在这里下车，策马前行。丁玲剪短了头发，穿上久已神往的灰布军衣，和女同伴学习骑马的要领。以土炕当马背，跳上跳下，咯咯地笑个不停。第二天，在别人的帮助下刚登上马背，稍一适应，便在陕北的长风流云追逐下，忍不住勒缰小跑起来。

1936年10月，在延安西北方向的保安，毛泽东的手和丁玲的手握在了一起。一个月后，红色苏维埃第一个大型文艺团体“中国文艺协会”宣告成立，丁玲任总干事长。毛泽东在成立大会上说：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要文武双全了。

会后，丁玲即刻奔赴陇东前线。毛泽东特意写了一首《临江仙》，用电报发给她。词云：“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毛泽东用一种全新的色彩描绘了一个全新的丁玲，也描绘了一个与鲁迅笔下那个“夜气如磐”的世界迥然相异的新天地。

1985年4月，这位已经82岁的文坛前辈，在饱经沧桑之后，由笔者陪同经西安重返延安。时值清明，春风吹绿了延河两岸的宝塔山、清凉山。她在万佛洞感慨万端地吟道：“重上清凉山，酸甜苦辣咸。思来又想去，还是延水甜。”听来浅白，却是何等的举重若轻。那是有大境界的人才有的大胸襟。

冼星海坐陈嘉庚送给毛泽东的车到达鲁艺

桥儿沟窑洞里卷起黄河的怒涛

“星海和我是1937年11月去的延安。”1990年代初冬，在浙江医院的一个病房，冼星海夫人钱韵铃对我们说。窗外，初冬的西子湖雾色迷蒙，仍有绿意渗化在濡湿的空气中。“我们是在去延安的路上结合的。”

钱韵铃毕业于上海新华艺专，送母亲去武汉时，参加了当地的海星歌咏队。1937年4月，冼星海到达武汉，参与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三厅的进步文艺工作。他带领歌咏队在街头宣传，搞火炬游行，教民众唱抗日救亡歌曲。嗓子唱哑了，便用钢琴教。有次举行江心歌咏大会，星海站在船上通宵达旦地指挥。休息时，周恩来走过来与他握手，问：是冼先生吗？辛苦了。俩人现场促膝聊起天来。又有一次，周恩来问他，头发这么长了怎么不理？冼答：顾不上呀！周便找来理发员，指着星海说：看，我给你找了个多好的主顾。

当时星海已经提出要去延安，但田汉不愿让这位合作者走，便又待了半年。到秋天，他接到朋友的来信和电报，说延安成立了鲁迅艺术文学院，邀请他任教。他便找周恩来，要求北上。恩来说：延安很苦噢。星海说：不怕，再苦，也苦不过法国——在法国他几乎饿死，靠拉提琴沿街乞食。周恩来同意了，让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办了手续。

这时，志趣相投的冼星海和钱韵铃已经由相识到相爱，并在7月份订了婚。10月1号，两人摆脱特务的跟踪，在一个小站登上了武汉失守前的最后一班北行列车。一路上日寇飞机追击轰炸，时走时停。有时还得下车疏散，星海便一手拉着钱韵铃，一手提着法国老师送给他的提琴，在山野间飞跑。

到西安后，有人劝他俩不要去延安，并以每月百元的高薪相聘。星海说，这里的抗日救亡歌咏队，都被国民党解散了，成了什么世界？我不是钱可以收买的。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他俩化装成华侨夫妇，坐着爱国华侨陈嘉庚送给毛泽东的汽车，到达宝塔山下，受到沙可夫、吕骥、林默涵等人的迎接。

1938年春天，冼星海去延安医院看望受伤的光未然（张光年）。据光未然后来在北京崇文门寓所给我们介绍，那次他是在山西受伤，部队用担架抬了700里来延安的。为了给他拍X光、做手术，延安局部停电。

这两位多次合作词曲的老朋友，而今聚首在宝塔山下，都希望能够给延安献上一部新作品。光未然当时正在酝酿写作长诗《黄河》，便和星海商量，不如重新立意，改成大合唱歌词。三月末的一个晚上，光未然躺在病床上开始口授，友人笔录，五天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歌词，立即请来星海听朗诵。听完最后一句，星海忽地站起来，一把抓过稿纸说：我有把握把它写好！

延安的春天，寒气袭人。冼星海在屋子里还穿着棉大衣、毡靴，腰里扎根皮带，心却在激昂的旋律中飞扬、燃烧。烟嘴断了，用毛笔杆代用。怀孕已经七个月的钱韵铃想办法搞来了一点肉，正在炉火上炖着。小方桌旁摆着一碟同志们送的白糖。星海一边吃一边写，一边写一边唱，不时用手打着节拍。那时延安还没有钢琴，有时用提琴奏一段，有时就让妻子唱。第一曲写完，星海冲动地站起来吼着“划哟，冲上前，划哟，冲上前，哈哈哈哈……”窑洞沉浸在一片昂奋的春意中。

每天早晨，演剧三队来人取走新谱好的曲子。根据大家的意见，他曾将《黄河颂》《黄河怨》重写了一遍。

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由抗战演剧三队和鲁艺联合公演。李焕之、李鹰航、王元方这几位以后成为大音乐家的“鲁艺人”，都参加了演出。大提琴用煤油桶改制，二胡音箱以炮弹壳作原料。观众沸腾了。人群中的毛泽东连声道“好、好、好。”冼星海满脸泪光。

两个月后，他们的大女儿冼妮娜在诞生了大合唱的那个窑洞中诞生了。

47次风险迭出的盘查

艾青、张仃扑倒在黄土地上

那天没有预约就闯进了北京站附近丰收胡同艾青的家。由于天冷，加之受过伤的手时感不适，82岁的艾青很少会客。夫人高瑛有些作难，我们也自感冒昧。不想艾老听说延安来了人，愿意立即就谈，要我们到里屋去。

1940年，艾青应陶行知先生之邀，带着厚厚的一叠诗作，从湖南乡下来到重庆育才学校任教，同时写作、编辑《文艺阵地》，参加各种社会文化活动。经过郭沫若的介绍，他认识了周恩来，多次去过曾家岩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有次周恩来在讲话中特地提到“像艾青先生这样的人，到我们延安可以安心写作，不愁生活问题。”诗人心头掠过一阵暖意，希望能够到“山那边去”。

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关系紧张，为了避免各种麻烦，艾青让妻子和几位八路军家属搭乘董必武的吉普车先走一步。到了二月，早春的山城已经遍地绿意，他和东北籍画家张仃、作家罗烽一道启程北上了。

他们是蹲过国民党江苏反省院狱的难友，很是要好。“九·一八”事变后逃出狱中流浪于大江南北的张仃，曾于1938年以抗日艺术队队长的身份去过陕北，并留在延安，由毛泽东亲自介绍到鲁艺工作过一段，后又被派回内地。

这次，张仃搞到一张绥蒙自治指导委员会长官公署高级参谋的身份证。身材稍高的艾青乔装为高级参谋，熟悉陕北绥蒙情况的张仃当秘书，罗烽自告奋勇担任勤务兵。

出发前周恩来送来1000元盘缠，叮咛他们要走大路，不要抄小路，免得引起怀疑。万一被扣，立即电告郭沫若，这边可以利用《新华日报》平台，通过舆论揭露当局。

一行三人登上国民党中央政府盐务局的汽车，由重庆颠簸到宝鸡，遇上了正在筹款去延安的作家严辰夫妇，便将证件上的三人改成五人，结伴同行。先坐火车到耀县，然后转乘驴车。一路经过了47次盘查，道不尽的跌宕起伏、风险迭出。“勤务兵”罗烽每到一处，便忙着搬东西、打洗脸水。

他们来到耀县城外，天已擦黑。军警开箱检查，并用手电直射他们，一个个“验明正身”。进城刚在旅店睡下，又来收查证件，声称要由局长亲阅后发还。五人一夜未能合眼，四更便套好驴车，以赶路为由去警察局催要证件。罗烽口气很是凌厉：“一个证件审了一夜，办事如此拖沓！我们长官发脾气了，要向上峰报告。”军警慌了，只好告以实情：“局长搓了一夜麻将，我有啥办法？”赶紧将证件还给了他们。驴车驮着五颗急切的心，消失在曙色之中。

过了铜川，盘查更紧。还有一些可疑的人要求搭车同行。他们挑选了一位姓牛的国民党杂牌军官做伴，以为掩护，从此才稍稍安宁。熟悉之后，这位饱受嫡系部队歧视的军官还向他们倾吐对蒋委员长的不满呢。

洛川、富县之间有一片国共交界的开阔地带。放眼望去，陕北高原一派萧索，三人看着这块被雨水山瀑冲刷得千疮百孔的土地，不由悲从中来——这就是我们的母亲，苦难的祖国！地平线上有一个碉堡。再往前，就是边区了。他们驻足凝视着那个路碑似的碉堡，蓦地缄默了。追寻半生的旅人，来到人生的分界线，心头浮起一种庄严。没有人提议，大家不约而同下车步行，最后一次交验了证件，便大步跨进了自己的土地。不久，看见了手执红缨枪的妇女儿童。张仃忍不住扑在黄土地上打滚，高声唱起了《国际歌》。艾青记不真切自己当时的感受，我们却想起了他在那个年代的诗句：“经历了寂寞漫长的冬季/今天，我们想到山巅上去/解散我的衣服，赤裸着/在你的光辉里沐浴我的灵魂。”（《给太阳》）

延安早已收到周恩来的电报，边境上准备好了武装护送。他们却在到达边区的第一个小镇时，买了一只鸡、一点肉，以庆贺夙愿的实现。

1941年3月8日，五个人终于来到了宝塔山下，张闻天和凯丰设宴洗尘。艾青被分配到边区文协，不久又被选为边区参议员。他还记得，动手收拾新居时，彭真跑过来说：“你要干什么，我手下有一连人，可以帮忙。”

伊文思用中文说“延安！八路！”

吴印咸在镜头里看到了崭新的天地

声名卓著的老摄影家吴印咸是世纪同龄人，1992年我们采访他时，正好92岁。他拍摄的《白求恩大夫》等许多照片和纪录片，让延安岁月在好几代人心中得以永存。

老人高大、健朗，整个冬天都在北京小汤山疗养——不是因为身体，而是为了工作。住在远郊可以躲开各种各样的来访者，安静地写自己的文字，编自己的作品。说到身体，老人不无自豪地拿出一幅威海市全景照告诉我们，这是他当年夏天亲自爬上威海市郊的山巅拍的。去年还上了一次泰山哩。

“要问我怎样去的延安，”老人带一点笑意，“和别人不太一样。我本不想在延安长待，后来却不想离开边区了。”

说来话长。1937年上海失守后，电影界的进步人士纷纷转到内地从事抗日救亡活动。著名的左翼电影家袁牧之、陈波儿、钱筱章在武汉会合了。袁牧之为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爱国精神所激发，产生了拍摄一部纪录片的想法。只是苦于没有门路进入敌后根据地，也缺乏必要的电影器材。已经是共产党员的陈波儿向党组织汇报了这个设想。

周恩来非常重视，经与中央商议，亲约袁牧之面谈。他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电影。不只是一部纪录片，而且应由此着手建立起党的电影事业。大家开始积极筹备起来。最重要的是业务骨干。袁牧之特邀当时在上海的吴印咸来承担。吴印咸答应了，打算拍完就回沪。同时，从香港买来了16毫米轻便摄影机和少量胶片。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党组织能挤出这么一点经费谈何容易。

事有凑巧，世界纪录片大师伊文思这时也来到中国，拍摄反映全民抗战的《四万万人民》。其中有一段专门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抗日运动。但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阻挠伊文思的敌后之行，几次据理力争，仍不予批准。伊文思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决定将他使用的35毫米单镜头“埃姆”摄影机及一些胶片，赠送给延安的电影工作者，希望他们能够拍下八路军和根据地的资料，向国外广做宣传。出于安全的考虑，组织决定委托刚到武汉、还未引起当局注意的吴印咸出面接受这批器材。两人在一个秘密接头的地点见面了，伊文思将器材交给他时，连连用中国话说：“延安！八路！”

1938年8月，吴印咸随袁牧之悄悄离开武汉去了延安。本以为完成片子就能回来，走时连家人也没有告诉。

10月1日，根据地的第一部电影《延安与八路军》在陕西中部轩辕黄帝陵正式开拍。担任主摄影的吴老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历尽千辛万苦，走遍了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根据地。他通过高精度的镜头看到了一个和内地迥然相异的新天地。他拍下了毛泽东在延河岸边和老乡聊天，拍下了进步青年络绎不绝奔赴陕北、“双手搂定宝塔山”，拍下了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与日寇的殊死肉搏，拍下了行军夜宿的战士们为了不惊扰群众，卸下门板露宿村道……

一切都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一切都和他30多年的国统区生活形成鲜明的反差，一切都集聚为这位严肃的艺术家对国家命运和人生追求的深沉思考。这次非比寻常的采访拍摄，促成了吴印咸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他郑重地交上了入党申请书，要求长期在根据地待下来。此后，吴印咸成为中国革命摄影和电影事业最早的创建者之一，用大量的作品，给历史留下珍贵的纪录。

《光明日报》（ 2021年05月21日14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